鄉村遺產蘊含超越時空的價值，如治理智慧、生態貢獻、文化認同等方面內容，體現了鄉村遺產的多重社會功能

　　在鄉村遺產的保護實踐工作中，應嘗試理解、尊重當地居民關于遺產的種種認知和實踐行為，協助他們找到一條可持續的保護道路

　　鄉村遺產是人與自然持續互動的結果，也是研究鄉村人地關系的可讀文本。它是在漫長的歷史時期，由當地居民通過獨特的生產、生活方式持續作用于一定自然環境而形成的，不僅包含山水、建筑、植被等有形要素，更蘊含生產技術、生活智慧等人文要素。近年來，大眾對位于鄉村的文化遺產的關注度越來越高。在學術領域，我們常將其界定為鄉土建筑、傳統村落、村落文化景觀等概念，反映了以歷史、藝術為中心的遺產認定標準“生活化”“日常化”的轉變趨勢。

　　鄉村遺產的活化利用事關鄉村振興，近年來涌現出一些有益嘗試。從2012年開始，國家分批公布了數千個傳統村落，并對這些古村落中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、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以及成片有規模的古村落實施優先保護，首批選擇了51個村落，第二批將達到100處。其中，比較典型的嘗試如“拯救老屋”行動，針對古村落中的老房子進行保護。村民自愿申請，浙江古建筑研究院作為技術支撐，不僅評估整個項目方案，也承擔培養鄉村工匠的責任。

　　在鄉村遺產的保護實踐工作中，應嘗試在原生土壤中理解、尊重當地居民關于遺產的種種認知和實踐行為，協助他們找到一條可持續的保護道路。

　　讓鄉村遺產融入居民日常生活

　　自古以來，鄉村田野都是人們生產生活之所在。鄉村遺產的產生和發展深刻反映了社會關系的建構過程。

　　永泰莊寨是位于福建省永泰縣的地域性防御式民居。從傳統民居譜系來看，屬閩東民居范疇。152座莊寨主要分布于永泰縣的大洋鎮、同安鎮、嵩口鎮等鄉鎮，其中，仁和莊、昇平莊、積善堂、紹安莊、中埔寨5座莊寨以“永泰莊寨建筑群”之名列入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，數十座莊寨被列入各級文保單位。

　　永泰莊寨的建設，與不同家族的遷徙繁衍有關。諸多家族搬遷到永泰后，開始建造居所。由于人口增加，人們繼而在祖居周邊新建房屋，供后代居住。一些家族在營建過程中更注重安全性，逐漸形成了一個大家族共有的聚居防御空間。永泰縣蓋洋鄉珠峰村珠峰寨族人回憶：“寨子外的石頭墻有兩三米高，石頭都是當時從山里挑回來的，工程浩大。”

　　東洋鄉周坑村紹安莊族人認為：“若沒有莊寨，凝聚力就淡了。沒有老房子，大家在思想上對家族共同的事情就沒有那么重視。”這種凝聚力對地區的穩定和發展具有重要作用，永泰莊寨正是“家文化”的社區凝聚力的外在表現。莊寨的修繕既是文化遺產的保護行為，也是構建身份認同的重要手段。面對部分莊寨倒塌損毀等殘損現象，我們采取的保護手段，要重在通過現代的組織方式，強化莊寨文化遺產價值內涵的傳承，增強當地居民對鄉土的歸屬感和參與感。

　　在政府引導和政策支持下，如今許多莊寨成立了各自的莊寨保護與發展中心，即莊寨理事會。成員大多數由該莊寨的家族成員組成，對內負責召集、協調和組織各類保護活動，對外負責對接政府和企業。被組織起來的當地居民，有的以傳統工匠身份參與，有的作為莊寨日常使用者負責維護監督。即便是非文保類的莊寨民居，在村民自籌資金為主的前提下，秉持“不設計、不招標、不外請、不外買”的“四不”做法，同樣降低了修繕成本。最重要的是，這些鄉村遺產真正融入了當地居民日常生活。

　　凝結人與自然的相處經驗

　　運用文化景觀的方法和視角重新認知鄉村遺產的價值，將鄉村視為變化著的活態景觀系統，注重挖掘人與自然相處過程中產生的一系列土地利用模式、景觀內涵和文化觀念，是近年來鄉村保護的一個重要突破。

　　對當地居民來說，鄉村文化景觀是他們悉心培育的結果，蘊含著他們和自然共處中摸索的生存智慧與相處模式。在西南地區的一些村落中，我們可以看到當地居民對各類自然要素的靈活運用，包括氣候、土壤、水體、石材、動植物等，如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觀、榕江大利村古建筑群、石阡樓上村古建筑群等。與之互為表里的是敬畏自然、親近自然的觀念，這是他們所秉持的遺產觀念，或者說一種生活態度。

　　貴州石阡縣樓上村就是典型代表。貴州省地形以山地為主，擁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，少數民族文化內涵豐富。樓上村，不同于侗寨苗村，是典型的漢族移民村寨。明弘治六年(1493年)，一支源自江西的漢族周氏在“江西填湖廣”“湖廣填四川”的歷史移民潮中輾轉入黔，最終定居于貴州思南府寨紀(樓上村古稱)。樓上村在與廖賢河保持距離的山坡處選址，坐擁大片梯田，其間的山水草木，不僅給予了人們基本的生存載體，還為人們提供了豐富便利的物質材料。龍洞灣、天福井、野貓洞等天然泉眼，是樓上村民主要的耕作與生活之源。村民以分導建渠的方式，依循著地勢與水源高程的差異，將耕地分為稻作、旱作分片輪作，有序合理地保證了不同空間和時間下水和土地的有效利用。

　　2008年，樓上村成為中國歷史文化名村，2012年入選第一批《中國傳統村落名錄》，2013年，“樓上村古建筑群”被公布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在編制樓上村國保單位的過程中，編制團隊通過探析村落的地理載體、生物圈層、人文圈層等幾個物質層級與生產生活的關系和作用，確立了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核心遺產價值，這就使保護范圍不再局限于國保名單上的幾處重要建筑，還囊括了建筑空間、田園山水與自然環境。

　　辯證認識鄉村遺產的保護價值

　　城市與鄉村的關系一直在發生變化。當社會生產力得到提升，鄉村空間變得更加開放，城鄉關系發生轉變，鄉村的邊界伴隨著人員的流動而無形擴展。

　　進行鄉村遺產保護，我們需要將它放在城鄉關系的視角下進行定位。明清時期，商業氛圍有所改善，江南市鎮經濟發達，不少鄉村集市朝著市鎮方向發展。在北方，山西商人開始從鄉村走出，成為歷史上著名的晉商。在中后期以平遙、太谷、祁縣等為中心開展金融商業活動，在城市與鄉村之間來回流動，反哺家鄉成為當時晉商的“鄉愁”。在頻繁的城鄉往來中，鄉村向城鎮“破界”的可能增大。

　　比如位于浙江蘭溪的諸葛村，歷史上，諸葛村所在蘭溪是浙中西水運樞紐，這一區域自古多產藥材，依靠著便利的交通，蘭溪成為重要的中藥材集散地之一。諸葛村村民借由水運條件，在勃興的蘭溪藥業中脫穎而出，其營生開始突破既有的村落空間限制。諸葛村位于永昌、志棠、雙牌、檀村等大村之間，占據了中心集市的位置，村內的商業同時發展了起來。可以說，中藥業、商業和農業的并行，塑造了諸葛村的文化面貌，城鄉間互動更加頻繁。從其古建筑與村落格局可見，業態的更新與諸葛村鄉村遺產的成型和發展有著緊密聯系。

　　上世紀90年代后，諸葛村試行對外旅游開放，主動保護村內文物，在村兩委的帶領之下，逐步走出了一條旅游利用、文物保護和社區發展的融合之路。諸葛村黨支部書記回憶，在開放旅游的初期，村里就派人赴上海開展旅游宣傳活動，每天隨身帶著沉重的宣傳資料，逢人便介紹諸葛村。此后，面對保留下來的明清至民國古建筑群，諸葛村還成立了古建修繕隊，積極向村民宣傳文物保護的觀念，開發文創產品，號召村民參與到對家園的共同維護當中。2018年，諸葛村帶動400余位當地村民直接從事旅游業，年接待量達60余萬人次，旅游年綜合收入破億。

　　通過對家園的共同維護和旅游產業的開發，諸葛村的集體經濟和社區凝聚力得到了較大提升，既為城市居民提供了了解鄉土文化的平臺，也在這個過程中實現了鄉村遺產價值轉化，這在中國眾多鄉村遺產保護案例中是較為難得的。

　　鄉村遺產保護，最終要依靠人們對家庭、鄉土的眷戀激發出創造力與生命力。在鄉村遺產的保護實踐工作中，只有不斷深化對家庭、習俗、景觀、自然環境等具體認知，理解不同地區的聯系與差異，才能更好地筑牢愛鄉愛國的基礎。鄉村遺產從歷史中走來，深深地植根于這片土地上，其中蘊含超越時空的價值，如治理智慧、生態貢獻、文化認同等方面內容，體現了鄉村遺產的多重社會功能。而它的活態特征，與國家、社會乃至家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，對家國情懷的建構具有重要啟示。

　　(作者單位：復旦大學) 人民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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